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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开始阅读.NET Core内部技术的书籍，发现了很多之前忽视的技术，果然还是得通过阅读，才可以加深对技术的理解。今天了解到了ASP.NET Core应用程序配合web服务器的工作原理。 Web服务器(如IIS)通过一个配置的端口与完全解耦的可执行文件通信，并将传入的请求转发给控制台应用程序。这个控制台应用程序由一个必要的HTTP模块从US进程空间生成，该HTTP模块使IIS能够支持ASP.NETCore。要将ASP.NETCore应用程序托管到其他Web服务器(如Apache或NGINX)上，必须有类似的扩展模块。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图中给出的ASP.NETCore架构与最初的架构(即2003年将ASP.NET1.x与IIS连接起来的架构)有类似之处。当时ASP.NET有自己的工作进程，通过命名管道与IIS通信。后来，ASP.NET工作进程的任务被内置的IIS工作进程(w3wp.exe)接过，从而有了应用程序池的概念。在ASP.NETCore中，两个独立的、无关的、完全解耦的可执行文件进行通信，但是ASP.NET可执行文件并不是一个多租户工作进程，而只是托管一个基本的异步服务器来处理传入请求的应用程序的一个实例。

装并运行升级助手 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以下命令安装升级助手工具: dotnet tool install -g –add-source ‘https://api.nuget.org/v3/index.json’ –ignore-failed-sources upgrade-assistant 现在，你已准备好在解决方案或项目上运行该工具。让我们先分析项目的包依赖项。 导航到包含项目或解决方案的目录，并运行以下命令: upgrade-assistant analyze 将此页命令上的 更改为解决方案或项目文件的路径和名称。 上一个命令将生成 SARIF 格式的报告，该报告基于 JSON 格式，可使用以下查看器查看: 任何文本编辑器。 VS extension for SARIF Viewer for a richer experience. 分析项目依赖项后，运行以下命令以开始升级项目: upgrade-assistant upgrade 该工具还支持其他选项。有关完整的工具使用情况信息，请参阅 GitHub 上的 升级助手自述文件。

最近读完叶礼庭的《伯林传》，进一步理解了伯林的很多思想，伯林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也是自由主义大师，他提倡的保护消极自由才是自由主义者的核心本质，任何一位要叙述自由都离不开他。 “20世纪的思想家中，以赛亚·伯林可以说是既无做大师的抱负，也自认没有下过大师的苦功，却在有生之年成为当之无愧大师的人。对那些寻求以思想改变世界的思想家来说，伯林是成功的，也是幸运的。” “在强调自由高于平等、个性高于群体的冷战式自由主义转向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一种时代精神；他是当代多元主义，特别是从价值多元主义到文化多元主义的最有力倡导者，而这种多元主义已经成为晚近实践哲学的纲领。” “伯林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在于审视为什么独创性的、书斋式的哲学或社会思想，用于改造人类现实时，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用大观念的社会历史后果来检视大观念，暴露出大观念的残酷本性，揭示人的一种现代境遇，在这方面，伯林是无与伦比的。” 这几天又把《两种自由概念——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大概看了一遍，做如下读书笔记。 这篇文章是伯林的一次演讲，通篇核心的思想是：要把自由拆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要保护消极自由，因为消极自由是自由主义者的真正政治内核；要警惕积极自由，因为积极自由是亦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代极权的根源。 一个社会，除非至少遵循由下列两个互有关连的原则，否则，绝对无法获得自由 ，这两个原则是：第一，惟有“权利”（rights）能成为绝对的东西，除了权利以外，任何“权力”(power)都不能被视为绝对 ；惟有如此，所有的人才能具有绝对的权利，去拒绝从事非人的行为，而不论他们是被什么权利所统治。第二，人类在某些界限以内，是不容侵犯的，这些界限不是人为划定的，这些界限之形成，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的规则，长久以来，就广为众人所接受，而人们也认为：要做一个“正常人”，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同时，人们认为如果违犯这些规则，就是不人道、或不正常的行为；对于这些规则而言，如果我们认为它们可以由某个法庭、或统治团体，用某种正式的程序，予以废止，是荒谬的想法。当我说某一个人是个“正常人”的时候，我所指的意思中，也包含了“他不可能破坏以上这些规则，而丝毫不感到嫌恶、或不安”。 导论 社会与政治理论的研究，本就发源于人类意见之分歧，而且因为意见分歧，相关的研究才会不断滋生繁茂。 有人可能会以下面这个理由，来质疑我的说法：即使在一个由圣徒般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对终极目的不可能有冲突看法的社会里，政治问题，诸如宪法或立法的问题，也仍然会出现。但是，这项反对意见的理由是错误的。人们对于“目的”的看法，一旦趋于一致，剩下来的，就是“手段”的问题，而手段问题只是技术性（technical）的问题，不是政治性的问题。 换句话说，这些问题可以由专家或机器来解决，就像是工程师或医生之间的争论一样。这就是何以若有人信仰某种巨大无比、旋乾转坤的现象，例如“理性的最后胜利”、或“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等，便也必然相信一切政治或道德问题，都可以转变为技术上的问题 。圣西蒙的名言：“用‘管理事情’来代替‘治理人们’”，以及马克思预言：国家的凋萎，就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开始，所指的都是这个意思。 有人认为，这种有关社会和谐的完美状态之类的玄想，只是一种无聊的幻想，于是称之为“乌托邦式”的看法。令人惊讶，因为在近代历史上，也许从不曾有这么多人——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观念以及生命，被狂热的社会与政治学说所改变，有时甚至被猛烈翻搅。 相当危险，因为如果应该注意观念的人，也就是说，训练有素、能对观念作批判性思考的人，忽视观念的话，观念有时候就会形成一股不受拘制的动力，对广大人群产生无可抗拒的影响力，这些力量会变得极为暴烈，不是理性批判所能左右。 一百多年以前，德国诗人海涅(Heine)就曾经警告法国人，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一位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里孕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 。海涅认为康德的巨著《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of Pure Reason)，是一把处决了欧洲“自然神论”的宝剑；卢梭的著作在罗伯斯庇尔的手中，变成一种沾满血渍的武器，摧毁了欧洲的旧体制。 政治言论、观念和行为的背后，都有某些使人产生不同意见问题，为其背景。我们若不去了解这些背景，就无法了解这些政治言论、观念或行为。因此，除非我们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重要问题，我们可能就无法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的态度和活动。 这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便是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公开战争，这两种思想体系为古老的政治中心问题，即：服从与强制问题，提出了互相冲突的不同答案。 这些政治中心问题大抵是：“我(或任何人)为什么要服从别人?”“我为什么不能按照我喜欢的方式去生活?”“我必须服从吗?”“如果我不服从?我会不会受到强制?谁来强制?强制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名义强制?为什么?” 关于强制力的许可限度，这个问题，当今世界人们持有互相对立的看法，每一种看法都有很多信服者。因此，在我看来，这问题的任何一个层面，都值得加以检讨。 一、两组不同的问题(主要探讨消极自由)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道德家都颂扬自由。正如“幸福”、“善良”、“自然”、“实相”一样，“自由”这个名词的意义也很模糊，所以，几乎能够容纳绝大部分的解释。我并不想去探讨这个变幻莫测的字眼的起源，也不打算去研究思想史家为它所提出来的两百多种意涵。我所要探讨的，只是这个名词在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但却是最重要的两个意义，各自背后都包含了许多历史事件。 同时，我敢说未来也有许多历史事件，将会与这两种意义下的“自由”，发生关连。 我将和前此许多人一样，把我所要探讨的第一种“自由”(freedomor liberty，我用这两个词眼来表示同一种意思)的政治意义，称为“消极的”(negative)自由 ；这种“消极的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 第二种意义的自由，我称之为**“积极的”(Positive)自由** ，则和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虽然可能有重叠之处，但却显然是不同的问题。 １、“消极”自由的概念 正常的说法是，在没有其他人或群体干涉我的行动程度之内，我是自由的。 在这个意义下，政治自由只是指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阻扰而径自行动的范围。我本来是可以去做某些事情的，但是别人却防止我去做——这个限度以内，我是不自由的。我是否受到压迫，其判别的准则是：别人是否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使我的希望不得实现。 在此一意义下，若我是自由的，意思就是我不受别人干涉。不受别人干涉的范围愈大，我所享有的自由也愈广。英国古典政治哲学家在使用“自由”这个字的时候，他们所指的，也就是上述这个意思。 自由的范围可能有多大、应该有多大，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他们认为不能漫无限制，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漫无界限地干涉彼此的行为；这种“自然的”(natural)自由，也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在这种混乱中，要不是人类的最低限度之需求，无法获得满足，就是弱者的自由，会被强者所剥夺。这些思想家认为：人类自由行动的范围，必须由法律施以限制。但是，他们同样又认为 ，尤其是英国的洛克与穆勒、以及法国的康斯坦和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些范围被逾越，个人将会发觉自己处身的范围，狭窄到自己的天赋能力甚至无法作最起码的发挥 ，而惟有这些天赋得到最起码的发挥，他才可能追求、甚至才能“构想”，人类认为是善的、对的、神圣的目的。 ２、自由主义者的良心问题 我认为，西方自由主义者之所以会感到良心不安，并非由于他们相信人类追求的自由 ，随其社会或经济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分别，而是由于他们相信少数人之所以拥有自由，是因为他们剥削了大多数没有自由的人、或至少是对大多数人缺乏自由的事实视若无睹，而得来的。 但是， 我们如果仅以这种说法，把用语搅混的话，却得不到什么好处。为了要避免显著的不公平、或者到处可见的悲苦情况，我随时愿意牺牲我的一部分自由、或全部自由；我可以情愿而自由地这么做：然而，为了正义、平等、或同胞爱，我牺牲的是自由。在某种情况下，我如果不做这样的牺牲，我的内心将会充满、而且理当充满罪恶感。 但是， 一种牺牲不会增长被牺牲的东西，无论哪种牺牲，在道德上有多大需要或补偿，都是如此。一件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公平、正义，不是文化，也不是人类的幸福、或平静的良心。如果我自己、或我的阶级、或我的国家的自由，是建立在许多人的不幸上面，则促成此事的体制就是不公正、不道德的。 但是， 如果我为了减少不平等的耻辱，因而去削减、或者丧失我的自由，却又没有能借此具体地增益别人的个人自由，那么，所发生的是自由的“绝对丧失”(abso1uteloss)。这虽可以由正义、或幸福、或和平的收获来补偿，但是丧失的却毕竟是丧失了；如果我们硬要说：我虽然失去我个人的、“自由主义式”的自由，但是别种形式的自由，即“社会自由”或“经济自由”，却增加了，则这样的说法，不啻是混淆价值。 ３、限制自由的最低界限 不过，为了使某些人获得自由，有时候其他人的自由，必须削减，这一点仍然没错。问题是：在什么原则下，我们才能如此削减某些人的自由?如果自由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价值，那么，我们将找不到任何这样的原则。 无论如何，在实际上，这些互相冲突的规则或原则中，有些必须让步：这种让步并不一定都基于某些可以明确陈述的道理，更不是都能概化成规则、或普遍的公理。 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必须找到一个实际的妥协办法。 对人性抱持乐观态度，并且相信人类利益能彼此和谐的哲学家，诸如洛克或亚当斯密，以及某种心情下的穆勒，他们相信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与为个人保留一个不容国家、或其他权威任加干涉的广大私生活范围，是可以相容的。 霍布斯，以及其他一些和他持相同看法的人，特别是一些保守、反动的思想家，则主张：为了避免人类的互相残杀，因而使社会生活变成一处丛林或荒野，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更高一等的安全防卫，使人类能够各安其位；基于这个缘故，霍布士主张加强中央控制的范围，减少个人自由的范围。 无论如何，以上这二派，都一致认为：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须独立，不受社会控制。若是侵犯到了那个保留区，则不管该保留区多么褊狭，都将构成专制。 自由与隐私权最雄辩的维护者康斯坦，忘不了法国雅各宾党人的独裁，他宣称说：至少宗教、意见、表达、财产的自由，必须受到保障，不容横加侵扰。杰佛逊(Jefferson)、柏克、潘恩(Paine)、穆勒等人，也都各自列举了一些不同的个人自由，但目的都同样是不使权威过度扩张。 我们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才不致于“贬抑或否定我们的本性”。我们无法享有绝对的自由，因此必须放弃某些自由，以保障其他自由。 但是完全的自我放弃，便是自我挫败。那么，这个最低限度应该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抛弃它，就是违逆了我们的人性本质—这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然则，所谓人性本质却又是什么东西?它又隐含了哪些标准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向争论不休，将来也仍会永远争论不休。无论这个不准干涉的范围，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划定的，无论它是根据自然法、或自然权利、或功利原则、或某种康德所谓的无上命令(categorieal imprative)、或社会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或是人类用来厘清并支持他们的信念的其他任何概念，来订定的，在这种意义之下，自由都是“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也就是：在变动不居的、但永远可以辨认出来的界限以内，不受任何干扰。 一位最有名的自由斗士，曾经说过：“惟一能以自由为名，而当之无愧的，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我们自己利益的自由。”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是否有理由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 穆勒认为我们毫无疑问地具有这种权利。既然正义的意义，是每个人拥有最低限度的自由，我们当然有必要对其他的人加以约束，必要时还可以强制执行，以使他们不至于剥夺在何人最低限度的自由。其实法律的整个功能，也就是预防这种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成为拉萨尔(Lassalle)所讥讽为守夜者、或交通警察之类所代表的功能。 ４、穆勒的自由理念 为什么穆勒会认为保障个人自由，是如此神圣的事呢?他在他有名的论文中表示：除非人们得以按照他们的希望，“按照只与他们自己有关的方式去生活”，否则文明就不会进步，真理也不会显现，因为我们会缺少自由的观念市场 ；人类的自动自发、原创力、天才、心智能力、道德勇气等，也将无从发挥。社会将会被集体的平庸所压抑。 对一个人施以威胁说：除非他屈就于一种无法自己选择目标的生活，否则就要迫害他；堵塞他所有去路，而只留一扇门，那么，无论这扇门开向多么高贵的远景，无论作此安排的人，动机多么慈悲仁道，这些作法都违反了下述的真理：他是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所有关于公民自由与个人权利的呼吁，所有对于剥削与羞辱的抗议，对于大众权威侵犯个人生活的反抗，以及向习俗和有组织的宣传对群众的操纵，所发出的抗议，都是源自于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议论纷坛的“人之概念”。 这种意义下的自由，与某几类专制政体或至少与自治(self—government)之阙如，并非不能相容。这个意义下的自由，所涉及的主要是“控制的范围”，而不是它的“来源”问题。正如一个民主社会，事实上可能剥夺一个公民在别种形式的社会里，所能享有的许多自由。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见：一个具有自由心态的专制君主，可能会容许他的子民，享有相当大尺度的个人自由。这种给予他的子民享有相当大自由范围的专制君主，或许是不公正的，或许助长极度的不平等，或许不重视秩序、美德、或知识；但是，假使他不抑制人民的自由，或至少比其他政权约束得更少，那么，他就合乎穆勒的特定标准了。 ...

摘要 本文通过讨论以赛亚·伯林的民族主义论述,分析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与复杂性。 作者认为,伯林的自由多元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具有和解包容的可能,但始终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因此他未能提出一套清晰的关于“自由民族主义”的规范性学说。伯林思想的内在紧张标志着自由民族主义的实践困境,而仅仅在观念层面上做出分析疏理无法克服这种困境,必须借助具体语境下的社会学分析才有可能在实践中达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 文章在最后勾勒了当代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条件下民族主义兴起的形态特征,指出了发展自由民族主义论述的必要性与困难所在。 中国的现状 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强劲崛起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而与此形成激烈竞争的是晚近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 两者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公共辩论中最为醒目的话题之一(李世涛主编,2002)。无论是知识分子的争论,还是互联网上的民间大众讨论,无论是对具体事件的直觉反应,还是在理念层面上的立场言说,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呈现出严重的分歧,公众意识在此出现了两极化的对垒。 在意识形态谱系的一端,民族主义被写在信念的旗帜上,发出悲壮的召唤,自由主义主张的普适价值(人权、自由与民主)经常被视为虚假的甚至伪善的;而在另一端,民族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象征着狭隘、偏激与灾难,是需要被克服与超越的蒙昧与危险的狂热情感。 在公共讨论中,人们经常会被置于一种强制性的审问与抉择:是放弃还是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而答案似乎是如此至关重要。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检验“爱国”与“卖国”、“忠诚”与“背叛”、“英雄”与“败类”的试金石;而对于另一方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否能将自由主义的价值置于民族情感之上,意味着对“开放”还是“封闭”、“文明”还是“野蛮”、“和平”还是“暴力”的抉择。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nationalism)———这种能够使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彼此和解、甚至相互结盟的理念———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格外的吸引力,它可能为我们的社会认同提供新的想象空间,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政治文化选择。因此,考察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探讨它与中国社会转型的相关性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伯林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本文试图通过对以赛亚·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讨论,分析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与复杂性,并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态特征中,讨论发展自由民族主义论述的必要性与困境。任何文化民族主义的理想,在其实践中都不得不与政治相关,其现实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必须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伯林的犹太复国主义本来只是追求一种“在家”的理想,却不能不为寻求家园而展开政治斗争。 伯林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困难。在《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中,当被问及,“怎样的政治结构才适合文化自决的新时代并且维护自由,避免有一些一触即发的流血冲突”?伯林的回应没有给出答案,而是更加突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政治框架的文化自决恰恰是现在面临的问题……像赫尔德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显然并没有考虑到这问题”(嘉德尔斯,1999:260)。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赫尔德以及马志尼所抱有的信念———各个“社会可以沿着它自身内在的路线和平地、非暴力地发展,对其他同样致力于和平发展的社会非但不存嫉妒与敌意,而且还非常同情”———“是过于天真”了(嘉德尔斯,1999:259-260)。而对于这种善意的“天真”,伯林并没有像后来的一些自由民族主义者试图做的那样,设法发展一套更为“成熟”的理论原则来加以弥补,因为(再一次)他的反唯理主义的知识倾向妨碍了他,在他看来,那是更为天真的做法。伯林愿意做的,就是怀着对这种天真善意的同情,同时以他“狐狸般的”警觉,不断地对民族主义“进攻性”的危险予以解剖,并提出警策。 那么,什么是伯林最为敏感的政治民族主义的危险?当被问及:“是什么使得文化自决的热望演变为民族主义的进攻”时,伯林回答说:一种受到伤害的“民族精神”,打个比喻说,就像一根被强力扳弯的树枝,一旦放开就会猛烈地弹回去 。民族主义,至少在西方,是压力引起的创伤所造成的。至于东欧和前苏维埃帝国,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开裂的伤口,经受多年压迫和屈辱之后,解放了的民族和它们的领袖容易产生一种剧烈的反作用,产生一种突然爆发的民族自豪感和往往具有进攻性的坚持自己主张的行为。 “弯枝”(benttwig)成为伯林论述民族主义的一个中心隐喻。“弯曲”(bent)暗示了民族遭到的羞辱性征服,来自“更先进的”、文化上更优越的外国势力的征服。但是,这个被迫弯曲的枝条终究要反弹回去,以鞭挞民族的欺辱者。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忍受外来的长期羞辱,“迟早会有无法控制的强烈反应。人们再也不愿容忍一个有优越感的民族、阶级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盛气凌人的态度和侮辱。迟早,他们会提出民族主义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得听他们摆布?’“他们有什么权利……?’“我们怎么办?’“我们为什么不能……’”(嘉德尔斯,1999:257)。这里的关键词是“羞辱”以及“雪耻”。这是伯林在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中看到的最为突出的情感。“弯枝”会以盲目的、非理性的过度反弹来回应曾经遭受的羞辱,成为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这是弯枝隐喻的重点所在。 为什么伯林会对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如此忧虑?血腥的冲突、残酷的战争———这些“人道代价”当然是重要而且明显的理由。但还有更为潜藏的理由。在走向雪耻的民族自决的政治斗争中,民族主义话语几乎无可避免地走向极端,走向偏见,成为一种偏执的、反自由的意识形态,一种惟我独尊的、整体性的、道德上无限制的民族主义。 这是一种与马志尼等民主派所持有的民族主义反差鲜明的另一种民族主义:“民族自由存在于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一切可能障碍的铲除中,也就是要对一切权力的竞争者发起圣战———内部的阶级或团体,以及外部的力量,即其他民族。”这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和它的两个“令人恐惧的兄弟”———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一样,会演变出我们时代“最恐怖和最野蛮的现象”(伯林,2004b:287-288)。在此,攻击性民族主义对自由价值的压制与摧毁,是伯林忧虑的深层原因。 所以,即使民族的政治自决就长远而言有利于这个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但如果在短期内会出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而限制许多个人的和群体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是许多后来的自由民族主义①者愿意承担的代价,伯林将对此十分勉强。对他而言,集体性的自决并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只是一种条件,与其他许多条件一样,其目的是为了个人和群体的自由发展。因此,正如米勒和汉普夏尔(StuartHampshire)等人都指出的那样,“民族自决”对于伯林来说只是“工具性”的(Miller,2005:117)。从这个角度来看,伯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并没有普遍性的原则依据,而是出于一种实际的、工具性的考虑。 伯林的另一位朋友、哲学家沃尔海姆(RichardWollheim)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对于伯林不是意识形态,而只是推动以色列立国的实际途径,是“对犹太人具体苦境的明智的解决方案”。言下之意,如果还有别的方法(比如伯林说过,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药,犹太人吃了就能够一夜之间变为丹麦人,他会鼓励他们吃这种药),伯林很可能不会选择犹太复国主义。 在沃尔海姆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正当性论述中,伯林对“积极正当性论证”持极为温和的态度,而偏爱“消极正当性论证”(Wollheim,2001:166)。然而,犹太复国主义毕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蓝图,就此而言,汉普夏尔的问题是尖锐的———伯林如何可能调和对先验蓝图的反对与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马格利特最终的结论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真实的紧张,伯林也没有真正解决这种紧张(Margalit,2001:157)。 沃尔海姆也指出,伯林犹太复国主义与他的总体生活态度具有“很别扭”的关系,“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多少是一个例外”(Wollheim,2001:168)。总的来说,以赛亚·伯林对民族主义怀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其中的紧张在于,他一方面重视民族“文化自决”的价值,因为这对于多样而自由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但他在另一方面极为忧虑民族“政治自决”的危险,因为政治形态的民族主义是不稳定的,总是可能走向反自由的方向。 非政治化的文化自决是伯林所期望的,而他良好的“现实感”告诉他,离开政治的文化自决往往是不可能的。正是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政治化”使伯林犹豫不决。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语境:创伤记忆与雪耻情结 本文以上的分析所获得的一个结论是:伯林思想的内在紧张表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无法仅仅通过思想观念层面上的清理来解决,无法诉诸一套明确的政治哲学原则或纲领来化解。 自由民族主义是一种实践性的改革方案。如果我们期望人类普遍的自由价值与对自身民族的特殊偏爱之间达成和解,只能在具体语境的实践中实现。因此,我们必须由思想观念的研究中启程,走向社会学的探索,在具体的语境中展开社会学层面的分析和判断,开拓出富有实践性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改良路径。 如果以自由民族主义的视野来考察,中国当下突出而紧迫的问题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排斥和极端对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发展出一套自由的“民族论述”,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也从来没有发展出民族的“自由论述”。 这是双方的失败,而其负面的结果是:一种偏激和危险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既妨碍了自由的价值, 也最终会损害民族的利益。伯林曾指出,在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民族经受的历史创伤,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动荡与结构变迁。这两点都与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形态有关。 首先,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自一种创伤性的历史记忆,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心理事实,如果不能同情地理解这种社会心理,也就不可能发展出具有实践潜力的自由民族主义论述 。伯林在一篇短文《关于偏见的笔记中》中表达了民族主义“常常是创伤的产物”这一观点,其中特别提到“如果俄国人没有被西方视为野蛮的大众,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或更普遍的剥削中受屈辱”,他们不会轻易接受极端的观念(伯林,2003c:396)。中国的历史无疑记载着民族的创伤体验。但是,历史记忆具有特定的选择性,只有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建构之后才能形成一种有力的叙事。设想一下,对于一个“正统的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最为深重的历史创伤应该是千百万“汉人”曾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沦为满人的“亡国奴”。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奇耻大辱更令人沉痛的历史记忆吗?实际上,从“反清复明”的先驱义士到孙中山的革命同盟,一直曾坚持着激昂的“排满”诉求,这种民族主义的斗争叙事持续了几百年,并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然而,如今电视剧中那些连篇累牍的关于大清皇帝们“丰功伟绩”的故事,却丝毫不会激发我们的民族主义激情。因为历史变迁了,“满人”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排满主义的义愤已经被化解、被超越而最终被遗忘了。 历史的“创伤记忆”只有在“新鲜伤口”的刺激下才会重新复活。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义愤主要指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与日本。从中国大使馆被美军轰炸、到南海的飞机相撞、到日本公司职员在珠海的集体嫖娼等一系列事件中,中国人感受到直接的、当下的耻辱体验。这种新的屈辱感选择性地激活了创伤记忆———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日本侵华战争所遗留的历史伤口,而作为这一历史记忆的中心象征———火烧圆明园以及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散发着格外血腥的气息。于是,“新仇”接续“旧恨”构成了悲愤性的民族历史叙事。由此可见,历史创伤转化为一种社会心理事实是社会学层面上的选择性建构。创伤记忆或许会激发极端的、狭隘的与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这种生成转化并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必然的,它与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变迁具有深刻的关联。 这正是伯林思想蕴含的第二个启示。 伯林在分析俄国与德国的民族主义兴起时指出,“尽管在我看来, 民族主义首先是受到伤害的社会做出的反应,不过这虽然是民族主义肯定自身的必要条件,却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在伯林的分析中,“社会变迁”(对于俄国,是彼得大帝剧烈而迅速的现代化造成的冲击)是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前提,“技术革命的后果或新市场的开拓和旧市场的衰败,各阶层的生活因此而被打乱……于是人们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综合,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便为与他们的信念及生活方式相对立的势力做出的反抗加以解释和辩解,并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为自己提供一个自我认同的新中心 ”(伯林,2003a:416)。这段论述对我们认识当下的状况仍然具有相关性。 在中国最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中,社会的价值观念与阶层结构都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文革之后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竞争”、“商品”、“资本”和“财产”逐渐成为公共话语中的关键词,“市场价值”导向的意识形态叙述改变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一系列改革方案在刺激生产力增长的同时也重新分配了社会资源和财富,伴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扩张、新技术革命的来临和产业结构的重组等因素,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层,相应的贫富不均也日渐鲜明。所有这些精神领域和物质层面的变化发生在短短的20多年之间,使中国人感受到强烈的现代化冲击,在社会心理层面造成了自我认同与价值归属的危机和紊乱。在这种状况下,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综合,以获得明确而统一的自我认同和对于生活的“意义感”。而民族主义生逢其时地提供了一个认同与意义资源。 尤其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现代化深刻地介入了当今的全球化过程,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进入了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多个维度的互动,既是交换融和,也是博弈斗争。虽然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许多经济利益,但全球化作为一个博弈格局仍然具有结构性的不平等,中国仍然受到来自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压力。虽然社会成员所经历的社会动荡与全球化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公众在寻求自我认同与价值归属方面需要一种“简洁性”,而民族主义恰恰提供了这种简洁性。于是,民族历史的创伤记忆,经过改革年代社会转型的特定条件,得以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重构,形成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形态,可称之为“雪耻型民族主义”。 创伤记忆只是今天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源头。现代性的社会变迁需要调动与此平行的另一种民族记忆,那是以“强汉盛唐”的辉煌传说 为代表的历史叙事,一种中华帝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叙事,它唤起了许多中国人对往昔的强盛、骄傲与尊严的深切缅怀,并激发出对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烈想象。创伤记忆与复兴想象,这两种叙事共同建构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 “雪耻型民族主义”———以重返远古时代曾经的辉煌来彻底洗刷近代以来的屈辱,这种民族主义话语不只是一种情绪性的集体宣言,同时也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为日常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认知框架。在这种叙事所支持的阐释图景中,所有个人的遭遇只要涉及异族外邦就不再是孤立的、意外的和偶然的,都与文化、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结构性压迫相联系。来自外企上司的傲慢言辞、被拒绝的签证、在海关遭遇的“特别问询”,甚至目睹那些出入高级宾馆的异族男人身边伴随着迷人的中国女人等等最细微的不良感受,都会激发悲愤的民族情绪,可以毫不迟疑地与奥运会申办的落选、与大使馆被炸、与中国公民在国外被警察殴打等等“整合”起来,生成逻辑一致的整体性耻辱感。我们在20世纪初郁达夫的私性小说《沉沦》中已经看到了这种阐释的原型。小说中那位苦闷的青年主人公在日本妓院遭受冷遇之后,发出了强劲的民族呐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还不强大起来!”“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借助于民族主义的解释逻辑,个体的不幸遭遇将得以与民族的苦难命运有机地合为一体,由此超越了个人的卑微感,上升为一种悲壮体验。而日常经验与抽象理念互为增援,不断地加固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建构,最终为身处社会变迁压力下的人们提供了自我认同和价值归属的可能。 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不断激进化的可能。骄傲与创伤的双重性反差会产生一种激增性的循环反馈:对雪耻的诉求越强烈,就越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所挫伤,而越发深重的屈辱感将会唤起更为迫切的复兴渴望。 因此,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一种持续的内在紧张,宛如一个允诺已久却迟迟未临的狂欢高潮,令人焦虑不安。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种集体性的焦虑之中。即便那些民族主义的极端反对者,或“民族虚无主义者”也是如此。那些诸如“宁愿再被殖民三百年”或者“解散中国”的鼓吹,正是试图以一种自虐性的狂热一劳永逸地解脱这种焦虑。无论是拒绝还是坚持,民族情感都是特定历史的造物,也是我们共同的地平线。如果我们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真实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对待民族主义。 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反自由的倾向,也是伯林所说的“弯枝”隐喻典型形态:它将“民族的统一与自决的利益提升为最高价值,必要时其他一切考虑必须服从这种利益……”“假如满足我所归属的有机体的需要变得与实现其他群体的目标不可调和,那么,我或者我不可分割地属于其中的社会别无选择,只能强迫那些群体屈服,必要时就诉诸武力。假如我的群体———让我们称它为民族———想自由地实现其真正的本性,就必须清除道路上的障碍”(伯林,2003a:403、409)。在当今中国的雪耻话语中,尤其在网络论坛最为极端的呐喊中,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极端的、盲目的和非理性的复仇主义的潜流 ———以“来一次东京大屠杀”来雪“南京大屠杀”之耻,以“日本是劣等民族”来回应“支那劣等民族”论,以我对你的仇杀来血洗你对我的蹂躏、以野蛮来应战野蛮、以残暴回敬残暴。而不同意这些论调的人,一概被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剥夺了作为“中国人的资格”,是美国的或者日本的“走狗”。但是,辨识现存民族主义情绪中的极端倾向是容易的,简单地指责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并不困难,但仅止于此却无助于克服和避免其危险。 在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对时代变化的解释话语,民族主义很自然地得以借助历史的创伤记忆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如果不能发展出有效的自由民族主义论述,狂热的、激进的、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将占据主导地位。 在中国发展出自由民族主义的论述是困难的,却不是不可能的。如何克服与超越“自由的”价值与“民族的”价值之间的两极对立?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如果仅仅坚持一些古典自由主义的教条,如果将一切对自身民族的特殊依恋都看作无可救药的狂热偏见,如果相信只有成为“世界主义者”才能摆脱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那么就等于放弃了发展自由民族主义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需要从自身狭隘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怀着对民族情感与自身利益的同情理解,对当代中国与世界格局提供更深刻的、更有说服力的论述,才有可能克服雪耻型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的潜在危险。 中国的民族主义需要注入自由主义的血液,但这不应该是唯理主义的教条,不是普适主义的幻想,而是一种坚持最低基本价值的、同时具有高度智慧的自由改良主义。

序言 关于成功与快乐的科学研究表明，财富上的成功并不是美好生活的关键。 事实上，财富有时会让人变得痛苦和孤独。无论你的孩子未来会如何，如果他能够保持温暖的内心和快乐的天性，形成强壮的脊梁与积极的态度，他的成长之路便会更加顺利。在生活中取得成功需要情商，而不仅仅是具体的知识。与人为善是打开快乐之门的真正的钥匙。 男孩们总是精力充沛。他们喜欢到处走动，尝试许多事情。 同时，他们也非常坦率真诚。如果能够保持这些品质，我们的男孩便会成为很好的父亲、朋友，甚至是优秀的领导与合作伙伴。 数字化时代，我们应当和自己的儿子多一些互动，而不是让他们沉迷于限制大脑发展和阻碍人际交往的电脑屏幕或是电子游戏。这是一个取得平衡的问题，而这本书则能够帮助你找到这种平衡。 男孩的成长过程会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 ，父母需要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区别应对。我们还需要知道，男孩和女孩的激素分泌以及发展轨迹也是不一样的。起初，男孩学习新事物的速度会比女孩慢得多，但很快会赶上来。对此，我们需要循循善诱，并且让学习变得有趣而积极，引发他们的兴趣。 第1章 这就是男孩 我们生活的今天，女孩更能把握自己，她们积极向上，工作努力。但是，男孩在生活中却经常不思进取：学习成绩不佳，与同学关系不融洽，容易暴躁，容易染上酗酒、吸毒等恶习。男孩和女孩在行为上的这种差别很早就产生了，不信你可以到幼儿园亲眼看看。女孩会聚在一起玩，非常快乐；男孩们却只知道疯跑，就像印第安人围着野牛疯跑一样。他们故意惹女孩生气，还和同伴打架。 “男子汉”的特征无处不在：一方面，他们缺乏经验，喜欢冒险；另一方面，他们有能力，富有同情心，性格坚强。 上小学时，男孩的作业写得潦草不说，还错误百出。到三年级时，绝大多数男孩不再愿意看书。到了中学，他们不参加辩论赛、音乐会、讨论会或其他非运动类的活动。他们假装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无知就是酷”。 十来岁的男孩根本不懂男女之间的感情，也不知道怎样讨女孩的欢心。当有女孩在身边时，有些男孩盛气凌人；但是也有些男孩过于腼腆，不喜欢有女孩在身边。他们有的甚至不懂最基本的谈话技巧。 新的研究成果表明，男孩和女孩在性格上是不一样的，这进一步证明了父母的直觉是对的。 我们开始懂得怎样欣赏男孩的阳刚之气，不管它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都不再压制它。 我们希望男孩能成为优秀的男人，而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成为这样的人，其中，理解他们是关键。 第2章 男孩成长的三个阶段 男孩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的成长要经历一个特定的过程，没有捷径。男孩在成长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状态和活力都会令我们吃惊。但是人们的困惑在于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即使知道他们的需要，也不清楚应该在什么时候给予。 男孩的成长要经历三个阶段，这一点从古至今、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第一阶段是从出生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男孩是属于母亲的。 他是“她”的孩子，虽然父亲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还是属于她的。在这一阶段，父母的任务是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安全地成长，让这一阶段成为男孩成长过程中温馨的一站。 第二阶段是6~13岁——在这个阶段，男孩感受到来自内心世界的召唤，开始尝试着成为男人。 这时候，男孩在感兴趣和偏爱的活动方面越来越像父亲。（虽然男孩与母亲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更广阔的世界开始向他招手。）在这一阶段，父母的主要任务是，让孩子在嬉笑玩闹的过程中形成善良的品性，同时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并教给他们这方面的技能，使其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这个年龄段，男孩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男人而感到高兴。 第三阶段是从14岁到成年——在这个阶段，男孩如果要完成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就需要成熟男人的引导。 这时，父母在男孩的生活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他们必须为儿子挑选好的引导者，否则儿子就会在同样无知的同伴身上寻找自我。在这一阶段，男孩参加成人社团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些活动将帮助他们学会与人沟通的技巧，让他们成为有责任感、自尊自爱的人。 对于那些身为6~13岁之间男孩的父亲来说，他们不应该再把精力只放在工作上。父亲常常缺席家庭活动会给男孩造成不良影响，会让男孩感觉不到来自父亲的支持。这样的父亲必然会伤害他们的儿子。 1、从出生到6岁：温柔岁月 婴儿就是婴儿。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并不关心，我们大人也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浪费精力。婴儿喜欢让人抱着，喜欢有人和他们玩，喜欢被人逗，喜欢咯咯地笑；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喜欢探险，四处摸索。 他们的性格迥异。一些孩子比较容易安抚——他们安静、放松，一觉就睡很长时间。但有些孩子喜欢制造噪声，很难入睡，一直动来动去。还有一些孩子性情急躁，需要父母不停的爱抚才能平静下来。 如果男孩主要由母亲来照料，那么在这个孩子的心中，母亲是他寻求爱情的第一参照。从男孩蹒跚学步时起，如果母亲严格要求，定下种种原则，但是从没有打骂、羞辱过孩子，那么他会大踏步地前进。 他知道，他在母亲心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当儿子抓到蜥蜴或者用泥巴捏出馅饼时，母亲会喜形于色，对孩子的成就大加赞叹。父亲也会和孩子打闹、开玩笑，动作是那么轻柔。当儿子生病时，父亲也会在一旁轻声安慰，为他读故事书哄他入睡。这会让小男孩懂得：男人是善良的，生机勃勃的；男人同样会阅读，有能力撑起这个家。 2、6~13岁：学着成为男人 男孩到了6岁左右，一个巨大的变化出现了。甚至连那些最安静的男孩也突然想舞刀弄枪，幻想自己身披着超人斗篷，与想象中的坏人较量、大声吼叫。这些重要变化并非偶然。6岁左右的男孩似乎更喜欢和爸爸或其他男性在一起，与他们形影不离，想向他们学习，模仿他们。 他们的目的就是学着做一个男人。 男孩突然对父亲产生了兴趣，并不说明已经到了母亲该退出他们生活领域的时候。如果母亲突然消失，带走了她所有的关爱和温暖，他就会发生可怕的转变：为了抑制自己的忧伤和痛苦，他内心深处会关闭与母亲有联系的方面，即他温柔、可爱的一面。 矮个儿男孩更容易感到害羞、焦虑或压抑，但是最近一次研究并没有得出同样结论。 原因可能是社会在变化，变得更为多样化，更为宽容。如果孩子能够得到家庭成员的表扬和肯定，并且能与家人进行良好的交流，那么虽然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也不会感到特别有压力。 男孩从6岁左右到13岁的这段时间对爸爸来说至关重要。这是爸爸对孩子产生影响，同时也是在儿子心中树立英雄形象的关键时期。 现在就是“抽空”做这些事的时候。小事同样重要：夏天的夜晚，和儿子一起玩耍；边散步边和小家伙谈论生活，向他讲述自己的童年；因为喜欢，所以和儿子一起运动，一起培养共同的爱好。美好的回忆始于此，几十年后，无论是你还是他，每当回首往事，都会感到无尽的深情。 3、14岁：向男人转变 男孩14岁左右开始进入另一个发展阶段。在一般情况下，此时男孩进入了快速发育期,身体内部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睾丸激素大幅增加，含量几乎是以前的8倍！尽管每个男孩都大不相同，但是这个年龄的男孩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好辩、焦躁、喜怒无常。 这并不说明他们变坏了，只是他们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他们需要自己解答成长道路上遇到的疑惑，需要开始新的征程，迎接新的挑战，从而学会生活——生物钟在催促他们前进。 对于十几岁的男孩来说，他们和父亲相处时总会意气用事，令对方发狂。通常，父亲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疼爱自己的儿子，但是做到这一点并尽力去教导孩子 ，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个男人在一起总会使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如果此时有人在其中调节，那么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能得以缓和。（一些出色的电影就是以此为题材的，例如《王者之旅》和阿尔伯特·芬尼主演的《乡村之恋》。） 需要把男孩培养成谦虚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日常小事能够帮助他们学会谦虚，例如当他们做错事该道歉的时候必须要求他们道歉，还要让他们学会助人为乐、尊敬他人。孩子们必须清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或许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会让他们懂得这一点。 十几岁的男孩总是热衷于自己的想法，他们的道德标准只服从于自己的兴趣，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的任务是，让他们参与有关义务、公正以及是非的热烈讨论。我们必须强化一些基本品质——负责、全面考虑问题、为他人着想、考虑后果。 仅仅爱孩子是不够的，让他们学会坚忍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母亲让他们知道这一点，父亲使这一点在他们的头脑中得到强化。如果孩子对此还是没有概念，那么年长者就该站出来，身体力行地教导他们。 对于14岁或者16岁的男孩来说，他们还远没有做好“独自面对外部世界”的准备。这时，必须有人担当起“桥梁”的角色，这也正是引导者需要做的。 在这个年龄，我们不能让少年们在没有成年人关照的情况下整天和同龄人待在一起。引导者发挥的作用超过老师或者是教练：引导者在孩子们心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同时孩子们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很特殊。 你需要一些这样的朋友，他们关心、喜欢你的孩子，并能像个长辈一样经常为孩子做一些事。这些朋友会对你的孩子产生兴趣，会询问他们对某些事的意见。他们欢迎孩子常去他们家中玩，使孩子成为他们家中受欢迎的人。当孩子与自己的家人关系紧张时，他们能倾听孩子们的心声。 如果孩子的父母较为封闭，孩子就会受到伤害。 对此，我深有体会。我的父母本来就是害羞的人，移居加拿大后，他们更内向、更怕见人了。他们一直没能为我们找到同龄的玩伴，他们也没交到新朋友，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因此，我们无法使自己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无法扩展我们的生活范围。结果，我和妹妹长到十几岁时，为了从自己的小世界里挣脱出来，我们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最后戏剧般地进入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今天，母亲在养育孩子方面做得很出色，但是父亲才刚刚意识到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孩子找到一个好的引导者，是父母们在抚育孩子的征程上遇到的另一个难题。 第3章 睾丸激素 睾丸激素会使男孩发生重大变化：4岁——男孩开始变得淘气、好动。13岁——男孩进入快速成长时期，缺乏目标。14岁——遇到人生历程中的第一次考验，开始进入成年期的早期阶段。 出生几个月后，婴儿睾丸激素的含量会下降到刚出生时的1/15。在婴儿蹒跚学步的整个阶段内，他体内睾丸激素的含量会一直比较低。蹒跚学步的男孩和女孩的行为表现非常相似。当男孩长到4岁时，睾丸激素激增——达到之前的两倍。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没人能解释清楚。长到5岁时，小男孩会对战斗、英雄行为、冒险以及需要花费极大精力的游戏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在男孩5岁的时候，体内的睾丸激素会下降一半。这时，他会再次平静下来。 这时，他体内的睾丸激素仍然足以使他对运动、冒险以及探险感兴趣，但唯独对女孩不“感冒”。在11~13岁这段时间内，睾丸激素含量开始再次急剧上升——会达到蹒跚学步时期的8倍。睾丸激素激增的结果就是，男孩的四肢会突然猛长，以至于他全身的神经系统都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睾丸激素同样会对男孩的心情和精力造成影响，其影响力超过了生长激素。 毫无疑问，这会使男孩精力旺盛，也会使他们变得狂躁。这也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为了驯服马，要先阉割它们的原因。 性欲和攻击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都是受大脑和激素的控制。一些人经历的不幸和痛苦（如遭到性侵犯）都可以追溯到性欲和攻击行为上。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因此，要帮助他们认识到：女性和他们一样都是人类，要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多为她们考虑，努力学着做个好男人。 帮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睾丸激素能使男孩精力旺盛，注意力集中。 体内睾丸激素含量高的男孩通常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在学校里，老师会发现，一些男孩要么是班里的英雄，要么就变成无可救药的坏学生，因为这样的孩子没有中间道路可选。如果老师能和这类男生成为朋友，引导他们把过剩的精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这些男孩就能茁壮成长，这也有利于学校建立良好的氛围。 ...

这几年一直和小熊一起看日剧，绝大部分都是看往年的豆瓣前几名，日剧不拖沓、引人深思、令人心情平静地看待人与事，客观地说日剧已经取代其他任何电视剧成为我心中第一。我的第一部日剧就是小熊带着看，那时候看了《野猪大改造》、《求婚大作战》、《白色巨塔》和《东京爱情故事》。最近看完2016年的《火花》，真实地入骨，一个年轻人面对想做的事，即使拼尽全力的努力仍然要面对失败，两个主人公经历一番痛苦后平静地回归朴实的生活。 剧中的插曲《今夜星光灿烂》同时打动了我们两个人，这是齐藤和義于1996年写的一首曲子，剧中那位街头卖唱、追求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最后默默坐着巴士离开东京，离别前挥泪再次唱起这首曲子。 [audio mp3=“images/3301205948.mp3”][/audio] 空に星が綺麗 作詞曲：斉藤和義 日中文歌词： 口笛吹いて歩こう　肩落としてる友よ 吹起口哨往前走，垂头丧气的朋友 いろんな事があるけど　空には星が綺麗 纵人生无常，世事变幻，今夜星光灿烂 懐かしいあの公園にちょっと行ってみようか? 记忆中的公园，啥时再去看看？ 最近忘れてること　なんか思い出すかも 最近时常想起，曾经忘却的过去 あの頃の僕らには　守るものなどなくて 那个时候的我们，肆无忌惮 夢ばかりこぼしては　いつも暇を持て余してたね 一心只要追梦，以为总有时间 口笛吹いて歩こう　肩落としてる僕よ 吹起口哨往前走，满腹心思的我 遠くで誰かのギター　ゆっくりと空へ行く 远处不知谁的弹吉声，悠然入云 今も心の奥でざわつく 即便如今，内心依然骚动 あの気持ちは変わっていない　でも… 那种追梦的心情，似乎从未改变 あの頃の僕ら今　人に頭を下げて 但……现在的我们，人前低着头 笑ってはいるけれど　目に見えない涙こぼれるね 脸上笑着，眼底却泪流 口笛吹いて歩こう　肩落としてる友よ 吹起口哨往前走，垂头丧气的朋友 誰も悪くはないさ　きっとそういうもんさ 其实谁都没有错，人生就是这样的 口笛吹いて歩こう　空には星が綺麗 吹起口哨往前走，星空灿烂美如昨

最近公司的移动开发工程师被困在老家，项目有紧急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只好亲自上阵，打开Xcode改bug。编译的过程发现小伙子前阵子刚刚升级了，遇到了c++头文件无法编译的问题。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这是Xcode的通病，三个版本都有类似的问题。 Xcode10 ‘string’ file not found C++头文件缺失问题 将对应文件拷贝到Xcode10对应目录下 真机： /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iPhoneOS.platform/Developer/SDKs/iPhoneOS.sdk/usr/include/c++ 模拟器： /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iPhoneSimulator.platform/Developer/SDKs/iPhoneSimulator.sdk/usr/include/c++ Xcode9 C++头文件github链接：https://github.com/DeCori/Xcode9-cpp.git Xcode10中缺少的libstdc++6.0.9.tbd库 其中文件夹 1、2、3、4 中的文件分别对应复制到Xcode10中的以下4个目录中即可： /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iPhoneOS.platform/Developer/Library/CoreSimulator/Profiles/Runtimes/iOS.simruntime/Contents/Resources/RuntimeRoot/usr/lib/ /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MacOSX.platform/Developer/SDKs/MacOSX.sdk/usr/lib/ /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iPhoneOS.platform/Developer/SDKs/iPhoneOS.sdk/usr/lib/ /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iPhoneSimulator.platform/Developer/SDKs/iPhoneSimulator.sdk/usr/lib/ Xcode11和12文件的1路径发生改变： /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iPhoneOS.platform/Library/Developer/CoreSimulator/Profiles/Runtimes/iOS.simruntime/Contents/Resources/RuntimeRoot/usr/lib

如果要问我哪一本书让我彻底展开自由的翅膀、并且变成一名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那么我一定要回答：约翰密尔的《论自由》。 《论自由》最精髓的地方是：个人只要在不伤害他人的范围内，就应该拥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个性自由（行动自由），这一原则的实施，有赖于对政府及社会权力的界定和限制 ，这也正是本书最早的中译者严复先生将其译为“群己权界”的渊源所在，这种思考对每一个迈向现代社会的国家来说，仍然至关重要。 《论自由》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 个人的价值 ，一个国家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终将会发现：弱小的国民毕竟不能成就任何伟业。 第一个版本我读的是译林出版社，这次重读的是孟凡礼的版本，出版社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非常棒，信达雅都满足了。 这个译本里面有高全喜老师的序言，里面一段话也让我印象深刻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双重扭结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依然还需要洛克的《政府论》，因为基于个人权利的现代国家政府构建并未经由一系列革命彻底奠定下来，权利论与契约论的宪政民主框架即现代国家政制构建还有待完成 ，这也正是我一再强调洛克理论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原因所在。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却不会停留在早期现代阶段，而是迅速向成熟现代迈进，所以另一方面，我们就又在还没有走完“洛克政府论阶段”的时候进入了“穆勒新政府论阶段” ，因而穆勒的《论自由》同样成为我们所必需。 第一章 导读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种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那就是自鸦片战争至今一百七十年来，尤其是历经两个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依然处在一个古今之变的转型时期，即从古典王朝社会到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转型远没有彻底完成。 我们看到，西方文明的这个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细数起来，这个名单可以从马基雅维利、博丹、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一直数到边沁、约翰•穆勒。 中国百余年来古今之变的社会大转型至今业已跨过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如果说在两个共和国的创制时期，中国还是处在一个较为标准的西方早期现代的社会构建，即一个现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发轫与肇始之际的话，那么我们看今日中国**，大陆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带动的社会之全面变迁，以及台湾在解严之后逐渐进入开放的宪政民主社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都已大致走过了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创建时期** ，都面临着向更为成熟的正常的现代社会的转型问题。 洛克《政府论》着重探讨的是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来源，虽然洛克在《政府论》中非常强调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等基本的个人权利，但他作为早期现代的思想家，所面临或针对的真正的理论对手主要是霍布斯的绝对国家主权，因此《政府论》的中心内容在于构建一个人民同意的有限政府，个人的基本权利只是作为政府权力的正当性而被表述出来的。 穆勒这本名为《论自由》的十九世纪之新版“政府论”，从表面上看与洛克恰恰是相反的，《论自由》的大部分篇幅讨论的都是个人思想言论自由以及个性自由的重要性，而洛克《政府论》的大部分内容讨论的则是政府权力以及立法权、执行权与对外权等政府的职权功能。 我所谓的“群己权界”指的就是right与power之间的rule(规则）问题，这个群己权界就构成了自由的核心原则：一个社会的权力应该是一种基于规则的（具有正当性来源的）权力，其要义是通过划分政府权界，尊重并保障每个个体之人的right。 英国经验主义不承认绝对真理，因此就主张没有谁能够垄断真理，即便是具有正当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乃至社会本身 ，也都不例外。这就要求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为思想言论自由提供广阔的社会空间，进而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是如此，要为个性自由发展保留出可供伸展的领地。《论自由》的前三章主要是正面论述思想言论自由、个性自由的原理，在第四、第五两章，穆勒进入了对于自由原理的应用的分析，在我看来，这两章才是全书的真正落脚点一一为捍卫个人自由而划定“群己权界”，其实也就是新版的“政府论”，要旨也就是限制政府以及社会权力，限制权力行使的方式、范围以及强度，给那些可能是谬误也可能是真理的思想言论和个性拓展留下自由的空间，为人性的内涵向更丰富化的发展创造条件，为英国社会保持其活的生命力。 第一章 引论 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在我们早已熟知的那部分历史中，特别是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中，就是最为显著的特征。 但在过去，这一斗争发生在臣民或臣民中的某些阶层与政府之间。那时的自由指的是对政治统治者暴虐的防范。统治者被认为必然与其所统治的人民处于相敌对的位置（希腊的一些平民政府除外）。统治者不管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个人，还是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某个部族或等级，其统治权威不管是得自于继承，还是来自于征服，无论如何，其掌握权力不是出自被统治者的意愿。 人类事务已进步到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对于统治者应该成为独立的权力而与人们自身利益相对立，已经不再认为有本质上的必要了 。如果能让国家的各级官吏成为人们的承租人或代理人，可以随他们的意愿而撤换，看起来要好得多。似乎只有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获得完全的保障，使得政府权力永远不会被滥用而损害他们的利益。凡有平民政党存在的地方，这种选举短任统治者的新要求，都逐渐成为他们寻求的重要目标，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此前寻求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努力。 人们最初认为并且仍然庸俗地认为，多数者暴政之所以像其他暴政一样可怕，主要是因为它是通过公共权力的措施来施行的 。但是深思之士已经察觉到，当社会本身就是暴君时，即当社会集体凌驾于组成它的各别个体之上时，暴政的实施就并不限于借助政治机构之手而行的各种措施。 本文的目的即是要力主一条非常简明的原则，若社会以强迫和控制的方式干预个人事务，不论是采用法律惩罚的有形暴力还是利用公众舆论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遵守这条原则。该原则就是，人们若要干涉群体中任何个体的行动自由，无论干涉出自个人还是出自集体，其唯一正当的目的乃是保障自我不受伤害。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一部分才必须要对社会负责。在仅仅关涉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他的独立性照理说来就是绝对的。对于他自己，对于其身体和心灵，个人就是最高主权者 。 这一范围就是人类自由的适当范围。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内在的意识领域的自由：它要求最广义的良心自由，思想和情感自由，对举凡实践、思想、科学、道德、宗教等所有事物的意见和态度的绝对自由 。第二，这一原则要求品味和志趣自由：自由地根据自己的特性规划生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愿意承受一切可能的后果 ；只要我们的行为不伤及他人就不受人们干涉，即使在他人看来我们所行是愚蠢的、乖张的或错误的。第三，由个人自由可以推出在同样限制内的个人联合的自由 ：人们可以在不伤害他人的任何目的下自由联合，但参加联合的人必须是成年人，并且不受强迫和欺骗。 第二章 论思想言论自由 正如人们所希望的，如今这个时代，对于出版自由作为防范腐败或暴虐政府的有效手段之一，已没有任何为之辩护的必要了 。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立法或行政机关，不与民众利益相一致，而欲将意见指示给民众，并且规定哪些见解或言论才是允许人们听到的，其势不可行，肯定是无需争辩而后已了。 有必要对这两个各自对应着不同论据的论点分别予以考察：一是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我们所竭力要禁绝的意见是错误的；二是即便我们可以确定其错误，禁绝它仍为过错。 1、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我们所竭力要禁绝的意见是错误 认定某一意见正确乃是因它在一切与之竞争的场合中都未被驳倒，与认定它正确乃是因它不容反驳，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对我们所持的意见，给予反驳与质难的完全自由，是我们有理由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认定它正确的先决条件，而且除此而外，在人类智能所及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作为正确性的理性保证。 既然人类中那些最有资格相信自己判断的明哲之士，尚有必要依此才敢确保自己正确，那么混杂多数愚众和少数智者而形成的所谓公众，就更须依此去检验了，这并非什么过分的要求。 有一件事，也许无论多少次向人们提醒都不嫌其过：从前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人，跟他那个时代的司法当局和公众意见发生了令人难忘的冲突。苏格拉底生于一个俊彦迭出的时代和国度，依照对他个人和那个时代深为熟稔之人所流传下来的说法，他可称是当时最为正直的人；而我们也知道他是后世所有美德之师的表率和典型，他的博大思想共同启发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个为有史以来一切杰出思想家所公认的宗师一一两千多年后，他的声名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彰显，几乎盖过了其他所有为他的城邦带来荣耀的有名之士一一却被国人经过审判后以不敬神和不道德的罪名处以死刑。所谓不敬神，是指否弃这个国家所信奉的神；甚至他的控告人声称，苏格拉底根本不信任何神。所谓不道德，是指用他的思想和教导“腐蚀青年”。有理由相信，在这些指控面前，法官确是真诚地认为他有罪，于是把这个可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人当作罪犯处死了。 但是确切地说**，真理总是能战胜迫害的说法，只是一种美丽的谎言，人们彼此津津乐道，直至最终成为陈腔滥调，但一切经验都与之恰好相反。** 真理被迫害扑灭的例子史不绝书。其纵使不被遏绝，也动辄被推后数百年不止。仅就宗教观念来说：先路德而进行宗教改革者不下二十余辈，但是都被镇压了。布雷西亚的阿诺德被镇压了。多尔奇诺修士被镇压了。萨伏那洛拉被镇压了。阿尔比派被镇压了。韦尔多派被镇压了。罗拉派被镇压了。胡斯派被镇压了。真理的真正优势在于，如果一项意见是真理，它虽可能被扑灭一次、两次以至多次，然而在悠悠岁月之中，总会有人重新发现它，直到有一天它的重现恰值一个有利的环境，成功地逃脱了压迫，再到它经受住了随后所有镇压它的企图而大步前进。 苏格拉底被处死了，但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如日中天，它的光辉照遍整个人类智慧的苍穹。基督徒曾被投身狮吻，但基督教的教堂长得如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高耸于比之更古老但却毫无生气的物种之上，并且以其遮天之荫令它们窒息。 2、即便我们可以确定其错误，禁绝它仍为过错。 第二部分我们先把任何公认意见都有可能错误的假设搁置一旁，而是假设它们皆为正确，然后再来考查一下，如果其真确性不容自由且公开地讨论便径直加以主张，这种做法究竟有何价值。一个持有强烈信念之人，不论多么不情愿承认他的意见可能有错，只要想一想，无论多么正确的意见，如果不能时常经受充分且无所畏惧地讨论，它都只能作为僵死的教条而不是鲜活的真理而被持有 ，他都应该有所动容。 一个人只要毫不怀疑地赞同他们认为正确的意见就足够了，尽管他对此意见所据之理由毫无所知，甚至不能为反驳最肤浅的异议提供哪怕一条站得住脚的辩护。这样的人，一旦自权威方面得到某种信条就想当然地认为，允许对其提出质疑只会有害无益。只要他们得势，就几乎不可能允许对公认意见提出明智而审思式的反驳，从而使它受到的反对只可能是鲁莽而无知式的 ；因为完全钳制一切议论毕竟不大可能，当议论一旦出现，未能真正深入人心的信念就会在论辩的只言片语面前轻而易举地屈服。 虽然人们信奉某种真理，都理应对之有所理解，但即便我做出最大让步，姑且承认那种认为对所奉真理不必人人都需理解的观点，也未能丝毫削弱言论自由的理由。因为，即便是这种说法，也承认了人类应当拥有一个理性的保证，即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已被圆满地答复。 那些原本最能深入人心的义理，却因为言论自由的缺乏，只能作为僵死的教条而保留下来，人们根本不能通过想象、情感或理智对其有所领会，这种情况竟至于达到什么程度，可以通过多数信仰者对基督教教义的持守方式的例子来说明。 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们不再争论或不复怀疑的道理必然日益增多；并且真理息争止疑的数量和分量，也几乎可以用来衡量人类幸福的程度了。人们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相继消失，是意见统一过程中必然会有的事情之一；意见统一于真理可为人类造福，情形恰如意见统一于谬误时可为人类招祸一样。 3、更多的讨论内容 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了两种可能性：一是公认意见有可能是错误的，因而某些不同意见倒是正确的；二是即便公认意见正确，而与相反的错误意见的较量，对真理能够得到清晰理解与深刻体认也是必要的。但是还有一种比这两者都更为常见的情形：一组相互冲突的信条，并非一者全对另一者全错，而是真理共存于二者之中；公认的信条只包含真理的一部分，必须要由不合主流的意见来补充真理的剩余部分。 异端意见通常包含一些被遏制和被忽视的真理，其一旦冲决令之不能抬头的桎梏，不是寻求与包含在通行意见中的真理相调和，就是起而与之分庭抗礼，以同样唯我独尊的姿态把自己当作完全真理树立起来。迄今为止最为常见的乃是后一种情形，因为人心每每偏爱一己而很少兼顾各方。因此，甚至在观念的历次革新换代中，也往往是一部分真理兴起的同时，伴随着另一部分真理的沉没。 政治方面，下面所言几乎已成老生常谈：强调秩序或稳定的政党与要求进步或改革的政党，同为政治生活达至健康状态的必要因素；直到二者中某一个能够扩展自己的理解力，成为既重秩序又能进步的政党，懂得并善于辨别什么适宜保守什么适宜革新乃止。这种想法固然是将对方的缺陷化为自己的长处，但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双方的对立，而使彼此保持在理性和稳健的限度之内。 政治上纷见迭出的各种言论，如民主制和贵族制、产权论和均富论、合作和竞争、奢侈和节俭、群性和个性、自由和纪律，以及实际生活中永相对立的种种意见，除非每一对的两方都能同样地自由发表，并且以同样的才情和精力得到贯彻和拥护，否则对立的双方都不会有机会得到公平的对待，必然会像天平的两边此起而彼落。 在生活的各种重大实际利害上，真理往往是对立双方调和与交汇的问题，却很少有人能够有足够恢弘公正的心胸，去用正确的方法作出适当的调整，而使真理只能通过交战双方在敌对旗帜下展开斗争的粗暴过程才能得到。 在以上所列举的任何一个重大而又具有开放性的问题上，如果两种意见中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具优势，那么不仅要得到容忍，还应该去鼓励和支持的，恰恰该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为少数人所持有的那个意见。 当其时，那一意见一定代表着被忽视的利益，代表着有丧失公平对待之危险的某一方面人类福祉。我知道在这个国家中，对于大多数这类主题上的意见分歧并不存在任何不宽容。从得到公认且日益增加的事例中，都显示并证明着一个普遍的事实，在人类智慧的当前状态下，唯有通过意见的纷歧多样，才能使真理的各个方面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在任何问题上，对世人显然一致公认的意见竟有不同看法，纵然世人是对的，那些异见者为自己辩护的话中，也总有一些值得我们一听的东西，若禁止他发言，则对真理而言往往就会有所损失。 4、总结 我也不敢说，让一切可能的意见丝毫不加限制地自由发表，就能结束宗教或哲学上宗派主义的祸害。心胸狭隘之人，对于他所热衷的每一个真理，都必然会极力主张，反复强调，甚至以各种办法来实行，就好像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真理，或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第二义能对其有所限制或可与之一争高下。我承认，一切言论都有向宗派化发展的倾向，且并不会因有了最自由的讨论而得以矫正。当争端的两造只有一造有辩护人代表其上前时，有人却能够在两造之间做出明智判断，在人类的精神属性中，没有什么比这种公断能力更为罕见了，既然如此，若不是让问题的各方公平地出现，令包含任何真理片段的每一项意见不仅能有辩护人，而且还要让其辩护足以让人不得不听，真理就不可能被发现。 2024-01-29 17:34:11 星期一 一、即便某一意见被压制而至于沉默 ，但其实我们未必真的不知道，那个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拒绝承认此点就是认定我们自己一贯无错。 ...

作为个体的个人，需要爱国吗？我的答案是：当然要爱国，但是必须警惕狭隘的爱国主义，特别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这往往会导致巨大灾难。二十世纪的世界灾难均源于狭隘的爱国主义，比如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和斯大林… 国家很早之前就已经存在，古希腊的古典政治观念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这个共同体中实现价值，西塞罗和康德等人认为共和国是人们依照法律结成的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合体。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无论从思想解放、经济条件和政治氛围，二战之后的人类基本算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是一种“统治者的统治要以被统治者同意为前提”的社会契约的产物，根据契约公民们为了公共利益而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了由“公共选择”产生的公益管理者——政府，并承担在这些权利的范围内受政府约束-强制的义务，而其余的一部分权利仍为公民个人所保留，政府不能干预。 我北漂以来都是几乎都挺顺，跟北京的公共部门打交道也基本顺畅，从个人情感上，我一直心怀感激。但是理性地想一想，作为一名纳税的公民，公共部门做得好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没必要感恩戴德，倒是做得不好的时候要应该去提出想法、甚至去敲打。如果都去歌功颂德，那么就是侮辱和伤害那些跟我同样北漂却苦苦挣扎、或者黯然(甚至被清理)离开的人。 “基督徒为了信仰，连舍身喂虎都不怕，试问一下，自由派有这样的决心和牺牲精神吗？” –张军老师 读完《伯林传》，我认为伯林绝对不可能是一位自由保守主义者，就如哈耶克也不是自由保守主义者。如果因为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没有给出明确的界限，国内学院派、犬儒派的保守主义者就随便拿他的思想来加固自己的乌龟壳，那么这是对伯林的亵渎！ 政治哲学关联的学科很多，上承哲学，下接实践，牵扯到大量复杂多变的实际情景，几乎不可能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学说来指导我们的日常政治活动和行为准则，非要对每一种情况都进行大量的政治讨论，那么最终可能会沦为学院派无休止的辩论。我是一名数学爱好者，本科是数学专业，也一直从事数学相关工作，对我来说，政治哲学里的各种学说和数学有一些相似之处(只是没有数学那么清晰简约)，这些学说都基于特点的公理或者公设（请注意，在数学上这些公理和公设并非唯一，也不是说哪个就是真理，比如几何学里的平行公设，存在三种不同的公设，能推出三种不同的几何学。） 那么如何选择所谓的公设和公理，我认为基于现实考虑，我会把自由主义，特别是面向个人主义(或者说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作为公理，其他各种结论，都要以这个公理作为标尺去衡量，实际中可能会有各种情况达不到自由主义的要求，但是一定要尽量朝着这个目标和方向去努力。 中国商人的传统作风不是做个更巧的捕鼠机来诱捕老鼠，而是绞尽脑汁要取得官方的独占补老鼠的许可。 我上初中住校之前养过三只小狗，中华田园犬，那时候是从小孩的视角觉得小狗可爱，哪怕当时不知道用这个词。每只都是养不到一年就误食村民放的老鼠药死了。后来我弟弟养小猫，猫不会乱吃东西，偶尔会吃自己抓住的老鼠(很少有毒)，这些猫都顺利长大，其中一只是捕鼠高手，养了好几年，体重超10斤。 “中国中产的整体心态：有笼统的自由主义倾向，有对一个更公正社会的渴望，但过度相信中国的国运以及国家能力，于是当铁拳砸下之时，前者在后者面前终究不值一提。”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能够避开铁拳，部分人甚至认为大唱赞歌可以保全自己，岂不知自己就是自己的掘墓人，毕竟“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大约是六年前，机缘巧合和“近水楼台”的原因，我开始旁听周濂老师的《西方哲学史》和《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这两门课。周老师的课堂唤醒了我青少年时期对哲学的兴趣，并激发我去不断阅读和思考，我其实喜欢数学，因为早期的数学家往往都是哲学家，那时候读了不少相关读物。听课的这段时期，我的思想完成了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人老了)大的重构。 由于我连续两年重复去听同样的课，老师似乎看出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是我们都没有主动去打招呼，课堂上偶尔的眼神交流，我觉得我们都“知道”彼此的一些想法。周老师说自己是“偷偷的乐观主义者”，我觉得自己也是如此，我一直相信：一个拥有三千多年文明的古老民族，一定拥有足够的智慧和胸怀去吸纳多元的价值和理念、最终构建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虽然发展的轨迹是螺旋式向上。当然我没有周老师的勇气、才华和耐心，所以我最终依然只是一个旁观者。 周老师说自己的每一次写作都是“身份确认”，他在文中引了自己在公共号看到的一段话：“其实很多时候人不是为了‘希望’而活，而是为了‘身份确认’。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的时候，船上的音乐家为何还要演奏？是为了希望吗？明明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之所以还要演奏，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是音乐家、演奏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完成自己的‘身份确认’，完成自己要做的事情而已。”

引言 女孩出生后的第一年是大脑发育和心脏发育最迅速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她们的大脑中会逐渐形成爱的能力、安全感以及与世界上另一个人建立信任和共鸣的能力，在这一年里，我们不能把她们仅仅当做嗷嗷待哺、哭闹不止的小家伙，而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真心去交流的小生命。 对于女儿而言，如今的世界充满了“毒素”——各种媒体散发出的消息是欲望与低俗的洪流，超市货架上摆放的商品中含有各种各样危害身体健康的成分。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好让她们的身心所吸收到的一切尽可能健康。 父母所遭受的文化和心理压力或伤害可能会传递到孩子身上。 我绝不是危言耸听，我想提醒父母们，我们赋予孩子的一切中，有一半来自我们自己，因此，我们首先需要让自己变成身心健康的人。 父亲的角色在女儿建立自信和自尊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位理想的父亲懂得如何实现各种微妙的平衡 ：疼爱女儿，但不干涉她成长的自由；与女儿轻松愉快地交流，但在关键问题的处理上绝不纵容；关心女儿的生活，同时更懂得与之建立越来越深厚的信任。 你的女儿可能刚刚降生，或者正在蹒跚学步，或者已经进入学校学习。她也许正处在青春期，心灵敏感脆弱，却已经逐渐形成了对性别和身份的认知；她也许已是位年轻的女郎，正处于谈婚论嫁的年龄，同时也正在社会上奋力打拼，她将越来越独立，对你的依赖越来越少；或者她自己也是位母亲，已经能够深深懂得并与你分享母亲与孩子之间亲密而奇妙的情感维系。无论你的女儿处在生命的哪一阶段，你都不能放弃履行父母的职责。 希望所有女孩的父母记住一点：不要把孩子当做任由我们操纵的木偶 。她们应当向世界展示她们独一无二的特质，她们只属于自己。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感到幸运，能够将她们引领到这个世界，并且陪她们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如果你有一个个性鲜明的女儿，帮助她开发天赋和潜力非常重要。 我希望本书能助你一臂之力。我会在你身边指明你可能会犯的错误，并教你提早防范，但首先，我会告诉你如何同女儿建立互相信赖的亲密关系。 第一章 为什么女孩们别具特色 女孩们并不总是温柔、宁静可爱的，就像男孩们并非一定是聪明好动的。 每个孩子都是特色独具的独立个体：他们每个人都为这世界带来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同时每个人在成长中也都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和塑造。 关于男性和女性大脑差异，最易引发争论的是连接左右半脑之间的神经纤维束数量的差异。女性大脑中胼胝体这个连接左右半脑的桥梁明显要比男性的大，这也可以解释男性和女性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女性会同时运用大脑左右半球，而男性却通常只能调用一个半球的信息。 也有研究表明女孩的左半脑发育速度要比男孩快，也正因为如此，男孩学习说话的时间通常比女孩晚。负责空间和视觉方面感知的右半脑则会在女孩身上发育得较晚，这也是女孩的空间方位感比较差的原因。 父母经常会对女婴说话，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女孩看上去会更专注地倾听。由于女孩保持视觉注意力的时间比男孩更长，她们会要求父母花更长时间对她们微笑或说话。 从世界名模到默默无闻的人道主义工作者都被拿来当做女孩们的榜样。她们身上的什么特质对你而言最重要？如果你意识到你崇拜的女性是哪种类型，了解自己在生活中属于哪种类型的女人，以及对于其他女性特质的接受程度如何，那么你在抚养女儿时就会容易得多。 女孩主要有这么几种类型 ：一种性格坚韧，内心充满自信，适应能力强，有强烈的表现欲；另一类女孩欠缺自信心，畏惧同异性打交道，认为自己前途渺茫；还有一种女孩不愿意被任何组织束缚，她们希望能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定位与未来。 我希望人们能够重新珍视富有同情心，乐于合作及帮助他人，有集体责任感，富有创造性、想象力以及直觉和智慧等美好的品质。 女性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她们能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样的生活：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人类反对战争，维护世界的公正与和平；抵抗暴力；加入保护自然的组织，坚决不参与任何破坏环境的活动等等。身为母亲，我们要让女儿熟悉与自然相关的一切，教育她们要尊重生命，肯定女性在方方面面的成就。 女性特质表现在女人能繁衍生命，呵护并伴随孩子成长，然后看着他们再繁衍下一代。我们要意识到生命遵循着某种规律，死亡是生命的必经部分，历经岁月磨砺之后，一个生命消逝，另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成长。让我们带女儿去赏月吧，通过仔细观察夜空中的月亮，她可能对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会了解得更透彻。 第二章 与初生的女儿建立亲密联系 你的女儿就是这样。你越爱她，她越会成长得令你自豪。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在她出生后的前几个月，你要一直在她身边陪伴着她。她需要你给她充满爱意的抚摸，向她传递来自周遭世界的信息；需要你用母乳喂养，和她聊天，带她到处转转看看，睡在她身旁。 如果你能接受孩子的性格，全身心地照顾和保护她，给她全面的安全感，那么你就会为她搭建好成长所需的情感根基。尽可能多地爱孩子。她们纯真无邪，毫无自我保护能力，仰赖着你的照顾。尽可能多地爱孩子。她们纯真无邪，毫无自我保护能力，仰赖着你的照顾。 和母亲一样，父亲和女儿的主要交流方式也是通过言语对话。但父亲们更喜欢玩耍，更喜爱与女儿进行有肢体接触的互动，并且会在交流中突然转变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成长在完整家庭中的女孩们会很早就认识到，与母亲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模式存在差异，她们会对这两种关系模式寄予不同的期望，这让她们更容易融入新环境。 不要满足女儿的所有要求，我们需要懂得如何承诺和拒绝。 如果你把他人（包括女儿）看做一个独立个体，那么你也应该接纳每个人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应该有自己的决定权。拒绝孩子的要求其实很正常，然而拒绝孩子的某些要求并不意味着否定孩子。 为孩子做个好榜样，家长都会要求孩子诚实，但自己却经常谎话连篇。时刻检视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和孩子保持诚实，只有这样，孩子才会变得诚实而坦率。一个诚实表达自己想法并且坚持真性情的人永远值得尊重。 愉快地进餐，吃饭、睡觉以及满足性欲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给我们造成了如此多的麻烦。如果你不在家中储存不健康的食品，那就没问题。如果你为孩子的营养奠定了良好基础，那么，即使孩子在同学家中偶尔接触了糖、防腐剂、氧化剂或者其他有害物质，她也会更加有抵抗力。 用餐礼仪的重要性毫不逊于对食物的选择。 孩子需要在一个友好温和的气氛中用餐。全家人一起吃饭时，不要批评女儿或者伴侣，也不要争论。如果有问题要讨论，可以选择在饭后散步时或者坐在客厅里交流。 第三章 关注女儿的幼年成长 女孩的语言流畅性会比男孩更好：她们的大脑左半球发育较早，而左半球正是语言中枢所在。这又使我们联想到男女大脑差异。有意思的是，父母们对这种差别的回应几乎是无意识的：与儿子相比，他们往往更积极地鼓励女儿说话。 如果你的女儿弹钢琴，那么她大脑的所有部分都会被激发起来。音乐、运动、绘画以及捏橡皮泥不仅仅是为了好玩，更能帮她发展智力 ，当然，一切都要建立在孩子自愿、开心的前提下。 家长需要明白一件事：如果孩子的马桶训练不那么顺利，这并不是她想要惹父母生气或者要惩罚父母，而是因为她们还无法完全理解这件事，或者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些害怕。这个时候，耐心、爱心和理解是她们最需要的；处罚、斥责或者嘲笑只会适得其反，或者使问题更复杂。 阴蒂是女性身体上最为敏感的部位，比男性性器官敏感得多，它能为女性带来极致的快乐。它是一个神圣的秘密，一个不含一丝丑恶的潘多拉宝盒，在它之内满是愉悦。女孩很早就会发现身体中这个奇妙的部分，我们只需放手让她去认识它。如果被允许随意探索自己的身体，女孩们就不大可能会去嫉妒男孩的性器官。 父亲可以对女儿做出哪些举动，而哪些又是禁止的？在家庭疗法中有一条很简单的规则非常适用：始终保持界限。作为一个成年人，父亲有责任和义务去作一些约束。父亲应该扮演的是女儿想要的守护者的角色。以此为目的的一切都是合适的，“纯净”的玩闹对你们双方都很重要。在游戏中你可能会产生性冲动，这是可能发生的状况，作为父亲，你应该划清界限并停止游戏。 许多小女孩知道如何不动声色地挑逗。她们的魅力令人难以抗拒。所以父亲们需要明确地划清界限，牢记自己的责任。 不要让她们的小手引诱你，当然也不要粗鲁地拒绝，这样才会令她成长得更健康。明确告诉她你不喜欢这样，也不要作过多深入的解释。 考虑是否需要和什么时候重返职场时，需要谨记：快乐的父母才更有可能养育快乐的孩子。女儿受到影响是因为她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也没有玩伴；你也会因为受到打扰而无法完成工作；你的家庭则会因为你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而变得混乱。 第四章 洞察女儿的内心世界 建立明确的自我认知，是你能给予女儿的最好的保护。这意味着孩子懂得肯定和欣赏自己的价值，无论自己的外貌、能力或者表现如何。如果女儿觉得自己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她就会懂得捍卫自己的身体、权利和尊严。 允许女儿表达她所有的感受，甚至是消极情绪，比如嫉妒、怨恨、愤怒。 这些挑衅性情绪并不都是坏的，因为它能帮助女儿维护自己的立场。作为成年女性，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去表达这些情绪，那么也应该让女儿们自由享受这样的权利。 在女儿形成自信和自尊的过程中，父亲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当女儿感觉到被父亲爱护、尊重并得到他的高度评价后，她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远远超过一箱丰实的嫁妆。要注意的是，父亲需要在言行中让女儿切切实实感知到这种爱和尊重。 帮助女儿建立良好的自尊，可以从她还在蹒跚学步时就开始。女儿在学习或玩耍过程中，如果事情进展得不顺利，不要急着帮她完成，把问题留给她自己去解决，即使失败，也可以鼓励她再尝试一次。 每个孩子都会偶尔感到恐惧，但是无论在哪里，男性都不希望表现出他们的恐惧。社会对于女性在表现恐惧感这方面要宽容得多，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女性比同龄男性更容易表现或承认恐惧。尽管有生物学上的差异,女孩的过度恐惧也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过度保护有关。如果你让孩子拥有正常的体验,包括意外跌倒,他们就能学会如何处理困境，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训练女儿的动作技能。通过探索身体的能量，我们学会如何控制我们的身体，这能帮我们提升对于身体的自信，从而降低恐惧。唱歌同样也是一个对抗恐惧感的好方法。如果你经常不由自主地和女儿一起唱歌，这些歌曲就能在许多情况下帮助你的女儿克服恐惧。放松练习也是一种对抗恐惧的方式。 一个懂得怎样使自己放松的人能够控制恐惧，也能更有自信地降低恐惧感。 不要认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失去孩子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你应当领悟到你和孩子共度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信任和忠诚就是对她们最好的保护。而且你的每一个微笑都有意义。如果你知道孩子明天将要离开，那么今天你的表现会有何不同呢。 犯错是必需的，重要的是不要消极地评价它们。 犯错应该被看做是找到新的解决方法的动力。因此父母必须仔细考虑怎样鼓励女儿，强化她们对于自己能力的信任。其中一个要领是使用积极的语言。例如：“你可以得到它！”、“你没问题！”这些语句能够培养女儿的毅力，并强化她们对于自己能力的信任，有助于避免她们因为所犯的错误自惭形秽或者成为听天由命的弱者。 很多孩子都希望拥有一只宠物。孩子应该和小动物建立亲密关系并学会照顾它们。 当然如果你女儿不想养宠物，我也并不想说服你去养一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宠物通常会被忽视。但是我敢向你保证，如果你的女儿准备好养宠物，它们会让她的生活丰富多彩。 第五章 社会环境对女孩的影响 当女儿第一天上学时，作为父母，你可能会预料到她是能够在学校里如鱼得水，还是会觉得困难重重。很多孩子在迈入社会第一步时都充满好奇，但是另外一些孩子认为前方充满了障碍和困难，他们需要时间去适应。对于父母来说也是如此：很多父母在看到孩子走向外面的世界时感到舒心，而另外一些父母则是忧心忡忡。 当你在为你的女儿选择学校时，请仔细阅读该学校关于教学目标的说明，找到其中关于性别角色的描述。如果你对这些不满意，咨询学校的相关人员，弄清楚学校在这方面的定位——如果你感觉在性别定位上学校的立场与你的相左，尝试去改变它。这很重要，因为将来你要依据这些说明来讨论女儿在校期间的所有事情。 ...